我叫周德海，今年六十八，街坊邻居都喊我老周。退休前我在自来水公司修管道，干了三十七年，手上的老茧到现在还没退干净。我住在城西纺织厂的老家属院，五楼，没电梯，一住就是四十一年。

老伴叫李秀兰，比我小四岁，退休前在纺织厂医务室上班。我们俩结婚四十三年，儿子周涛在深圳做软件，一年回来两趟，孙女果果上小学四年级，视频里一口南方口音，喊我“爷爷”喊得像“耶耶”。

我这人一辈子不信邪，年轻时谁跟我说“人老了会怎样怎样”，我都摆手，说那是别人身子骨不硬。可真到了六十八这年，我才发现有些事由不得你信不信。它们像楼道里的声控灯，你不拍手，它也在那儿等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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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件事是夜里起夜。以前我一觉睡到闹钟响，现在一晚上三趟，跟定了时似的。十一点一趟，两点一趟，四点半一趟，一趟不落。我摸黑穿拖鞋，怕吵着秀兰，可她睡眠浅，我一掀被子她就醒。

“又去？”她在黑暗里问。

“嗯，喝水喝多了。”

“你哪天不多。”

我从卫生间回来，看见床头那盏小灯亮着，她把我的水杯换成了温的。她背对着我，被子拉到肩膀，我知道她没睡。四十三年了，她连我脚步声都认得。

第二件事是耳朵。电视的声音我一年比一年开得大，秀兰在厨房喊我吃饭，喊三声我应一声。有一回果果放暑假来住，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，忽然扭头对我说：“爷爷，声音太大了，我耳朵疼。”我这才发现遥控器上的音量条已经顶到最右边。

秀兰带我去医院查，医生说高频听力下降，这个岁数常见。回来的路上我不说话，秀兰也不说话，走到楼下她忽然说：“以后我说话，你看着我。”

从那以后她跟我说话都要先叫一声“老周”，等我抬头看她，她才开口。这习惯她改得很自然，我心里却酸了一阵子。她不是嫌我聋，她是怕我觉得自己聋了。

第三件事是记性。上个月我把钥匙插在门上，进屋就忘了，第二天早上邻居王姐敲门，举着那串钥匙问我：“老周，这是不是你家的？”我脸上挂不住，说“昨天擦门顺手一放”。

可我记性怪得很。昨天中午吃的什么我想不起来，四十年前厂里抢修管道的那场大雪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年腊月二十九，零下十一度，我和老陈在冰水里泡了六个钟头，出来后脚趾头半个月没知觉。

这故事我跟秀兰讲过，跟儿子讲过，跟楼下下棋的老头们讲过。有天晚上我又开了头：“那年腊月二十九，零下十一度——”

秀兰正在剥毛豆，头也不抬：“你和老陈泡了六个钟头，脚趾头半个月没知觉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：“我讲过？”

“第四遍了。”她把一颗毛豆扔进碗里，“不过你讲吧，我听着。”

我就又讲了一遍。讲完她问：“老陈最近怎么样了？”我说不知道，好些天没见他出来下棋了。

第四件事是腿。我这膝盖，走平路还行，一上楼梯就跟生了锈的合页似的，咯吱咯吱。五层楼以前我一口气上去，现在爬到三楼得扶着栏杆歇一歇。

前些天提了两袋米上楼，走到四楼平台，膝盖忽然一软，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米袋子滚下去一袋。四楼的小伙子听见动静跑出来，要扶我，我摆手说不用不用，就是歇口气。

其实我坐那儿坐了三分钟，脸上火辣辣的。我一辈子修管道，扛过铁管，钻过地沟，最怕的就是别人拿我当个需要扶的人。

第五件事是药。我床头柜上现在摆着四个药盒，降压的、降糖的、护胃的、活血的，早中晚分得清清楚楚。秀兰拿记号笔在每个盒子上写了字，红色的写“早”，蓝色的写“晚”，字大得像小学生的作业本。

我嫌麻烦，有一回偷偷停了两天降压药，第三天早上量血压，一百七，秀兰拿血压计的手都抖了。

她没骂我，就说了一句：“老周，你要是倒了，我一个人在这五楼怎么办。”

那句话比骂我管用。从那天起，我按时吃药，还学会了自个儿量血压，量完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一天一格。本子封皮是她给我包的书皮，牛皮纸，跟果果的课本一样。

第六件事是嘴硬。儿子打电话来，问我身体怎么样，我说好得很，一口气上五楼。其实我上五楼要歇两回。他要给我请个钟点工，我说不用，我跟你妈还没老到那个份上。

挂了电话，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秀兰端着一杯水过来，说：“你嘴上不服，心里头服了，是不是。”

我说：“我服什么。”

她说：“你服老了。”

我不吭声。她又说：“服老不丢人。你不服，才丢人。摔一跤，你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”

那天晚上我没睡着，翻来覆去想她这话。六十八年，我头一回觉得，硬气这个词，到某个岁数就不太值钱了。

第七件事来得突然。九月初，老陈走了。

说是早上在菜市场门口，手里还提着刚买的豆腐，人就那么倒下去了。等我赶到医院，人已经推到太平间。

我和老陈认识四十六年，一块儿钻过地沟，一块儿下过象棋，一块儿在厂门口的小酒馆喝过半斤散装白酒。他比我还小一岁。

那几天我谁也不想见，坐在家里发呆。秀兰把我那件深色外套熨好挂在门后，说：“去吧，送送他。”

灵堂上我鞠了三个躬，出来的时候腿软得厉害，蹲在台阶上起不来。秀兰没拉我，就站在旁边，手搭在我后背上，一直搭着。回家的路上我说：“秀兰，我今年六十八了。”她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我怕我哪天也那么倒下去，你一个人。”

她把我的手攥住了，说：“那就别倒，慢慢走，我等你。”

从那以后我走路慢了，真慢了。出门过马路一定等绿灯亮完全，楼下台阶一级一级下，不抢那两秒钟。

第八件事，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。我变得黏人了。

年轻时我在外面抢修，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，秀兰一个人带孩子、做饭、照顾老人，从没抱怨过。那时候我觉得家就是个落脚的地方，钥匙一插门一开，饭在锅里，人就在那儿，跑不了。

现在不一样了。她要是下楼去跳广场舞，跳一个半钟头，我在阳台上能看八回。她要是去闺女家……哦，我们没有闺女，她要是去她妹家住一晚，我一整夜睡得乱七八糟，半夜起来两回，看她的拖鞋在不在门口。

前些日子她感冒发烧，三十八度五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我慌了神，翻箱倒柜找退烧药，把抽屉拉开又关上，来回三趟，最后还是她躺着指挥我：“左边第二格，白瓶子，一次一片。”

我给她倒水，手抖，洒了一点在被子上。她伸手接过去，喝完了，说：“老周，你坐这儿吧，别忙了。”

我就坐在床边，坐了两个钟头。她睡着了我也不敢动，怕她醒了看不见人。那两个钟头我想明白一件事：这几十年不是她离不开我，是我离不开她。

病好了以后，我跟她说：“秀兰，咱俩以后不分床睡了吧。”

她愣了：“你不是嫌我翻身吵你？”

我说：“吵就吵吧。”

她没说话，转身去厨房，出来的时候眼睛有点红。晚上她把我的枕头从书房抱回了主卧，还多搁了一床薄被，说：“你打呼噜，我听惯了，听不见反倒睡不着。”

这就是六十八岁以后的日子。药盒、血压计、老花镜、保温杯，一样一样添进来；楼梯慢一点下，绿灯等全了再走，电视声音关小一点；夜里起三回，回头看一眼身边那个人还在不在。

我不觉得这些是丢人的事。它们只是提醒我，这身子用过六十八年了，零件松了，得慢慢伺候。

上礼拜天，果果视频，问我在干什么。我说在阳台上跟你奶奶晒太阳。她说：“爷爷你老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爷爷老了。”

她在屏幕那头想了想，说：“那你别乱跑，等我长大了接你去深圳。”

我说好。挂了视频，秀兰问我她说什么了，我说她让我等她长大。秀兰笑了，眼角的褶子一层一层，说：“那就等吧，好好等。”

阳台上太阳正好，晒得人犯困。我把手伸过去，她也把手伸过来，两只手搁在藤椅扶手上，一只粗糙，一只也不太细腻，都晒得暖乎乎的。

四十三年了，我们没说过几句“我爱你”那种话，说不出口，也没学会。可我知道，她要的是我慢慢走，我要的是她那盏灯。

六十八岁没那么可怕。八个症状也好，十个也罢，说到底就是一句话——人老了，才知道什么最要紧。

要紧的不是爬得上五楼，是有人知道你爬到哪一层会歇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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